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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兒童權利保護制度的發展與完善

來源:華盛論文網 發表時間:2021-09-25 09:11 隸屬于:政法論文 瀏覽次數:

摘要 從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和國家干預兒童權利保護兩個維度出發,我國立法實踐已有顯著進步。但從具體制度中,仍暴露出立法起步階段的諸多不足。為最大限度保護兒童權利,應加強該

  從“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和國家干預兒童權利保護兩個維度出發,我國立法實踐已有顯著進步。但從具體制度中,仍暴露出立法起步階段的諸多不足。為最大限度保護兒童權利,應加強該原則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并加強國家干預的有效性以保障該原則的落實,為兒童權利保護織起嚴密保護網。

我國兒童權利保護制度的發展與完善

  1、 我國兒童權利保護的制度現狀

  縱觀世界各國權利保護制度的發展,均在立法中呈現出優先考慮兒童利益并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指引下確立“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和國家公權力干預兒童權利保護日益深入這兩大特點。我國相關制度集中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從以上兩個維度考察,不難發現,我國兒童權利保護的制度實踐相較于《婚姻法》時代已有顯著進步。

  1.1、 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確立

  盡管我國早在1990年即成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但一直缺少對其最具指導性的規則“兒童權利最大化原則”的立法確認和司法適用。直到2020年頒布的《民法典》,才在立法層面正式確立該原則,在監護、收養、婚姻家庭事務中廣泛應用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規定了第35條最有利于被監護人原則、第1044條最有利于被收養人原則、第1084條離婚時已滿兩周歲的子女撫養問題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則判決。2020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在總則即新增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應當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

  毫無疑問,“這一原則在我國的入法過程,也是兒童權益保護由個案關注到家事審判事務改革再到立法完善層面不斷進步的過程”,對我國家事審判的司法實踐而言具有指導意義。

  1.2、 兒童權利保護的國家干預

  兒童的生存發展不僅是其個人私益,更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國家應承擔兒童權利保護的重要職責。同時,家庭保護、社會保護“內生于家庭成員的自發和社會力量的自覺”,具有不穩定性和非強制性,僅在道德層面受到社會普遍正義價值的約束,需要國家通過公權力為兒童提供兜底性保護以落實“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但相較于世界其他各國較為成熟的兒童權利保護制度以及發展出的“國家親權”的理念,仍有一定差距。

  2、 我國兒童權利保護的制度漏洞

  2.1、 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落實困境

  2.1.1、 法律規定較為原則

  “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近年來才在我國受到關注,而相關立法僅有原則性規定,導致司法適用的不統一。由于缺乏配套機制和具體要求,司法實踐對此原則內涵的模糊認知一方面使得該原則更傾向于一種號召和倡議;另一方面使得家事糾紛的解決又回到了以“父母本位”思想代替兒童作出最大利益判斷的裁判思路。

  2.1.2、 離婚冷靜期對未成年子女利益安排之疏漏

  《民法典》在第1077條規定了離婚冷靜期制度,意在防止輕率離婚、維護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但并未對冷靜期間子女的撫養作出協議安排,忽略了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的適用與落實。雖然婚姻自由是個人權利,但“離婚并非純粹地關乎配偶的個人利益,更重要的是,還牽涉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護問題”,若無相關制度在離婚冷靜期中保護兒童權益,而全權交由輕率離婚的父母協商,將使得本就在父母關系中處于被動地位的兒童又陷入不穩定的家庭關系中,對其心理及精神產生極大的消極影響。

  2.1.3、 探望權制度對未成年子女利益保護之不足

  《民法典》于第1086條規定父母的探望權,但該規定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兒童權利最大化原則的要求。一方面,第1086條的規定即表明探望權行使的方式、時間均由父母雙方協商,子女僅作為保障權利實現的義務方,并無參與的權利。另一方面,我國司法實踐一直存在探視權難以實現的問題。由于立法規定的模糊性,導致法院裁判文書對探望方案往往難以展開,僅籠統規定當事人享有對子女的探望權。在離婚后,也存在直接撫養一方不履行協助義務或者享有探望權的一方放棄權利行使的情況,這意味著父母享有探望的單方決定權,而子女只能被動接受,法院無法強制執行的情況下探望權的實現陷入僵局。

  2.2、 國家干預兒童權利保護的不足

  2.2.1、 國家監護的主動性不足

  《民法典》構建了家庭監護為主、社會監護為輔、國家監護兜底的全方位監護體系。在私法領域,法律對民事法律關系應是被動地介入而非主動地干涉,但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關涉公共秩序,在私權保護力有不逮時應主動發揮作用。然而,在發生監護權糾紛、多個監護人相互推諉的情況下,“監護人欠缺向居委會、村委會或者人民法院申請指定的主動性”,同時,由于家庭關系具有一定的封閉性,當家庭監護缺位時負有國家監護職責的機構缺乏主動排查、發現和報告監護缺位事實的機制,使得國家監護主體不能及時履行職責。

  國家監護缺乏主動性易使其立法目的落空,未成年人將難以在監護缺位時得到國家公權力救濟,亦不符合兒童權利最大化原則。

  2.2.2、 家事審判中國家干預尚未深入

  我國目前的家事法律制度主要對撫養費給付、父母的探望權等權利義務關系較為簡單的法律關系作出明確規定,而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教育、保護等事宜僅有原則性規定,實踐中基本以“私人自治”為原則。但在實踐中,極有可能存在因為夫妻關系不和導致負有直接撫養義務的一方事實上剝奪對方的監護權,而僅使其擁有探望權。我國家事審判實踐也呈現出相同的特點,代表國家公權力的司法權在確定離婚后父母的共同監護責任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兒童的權利極易受父母關系的影響,使得無法確保訴訟離婚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得到充分保護。

  3、 我國兒童權利保護制度的完善

  近年來,社會公眾對兒童發展關注程度與日俱增,立法不斷回應兒童權利保護面臨的諸多困境,在法治建設領域不斷強化對未成年人基本權利的保障力度,但兒童權利保護的實踐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完善相關制度如何強調都不為過。

  3.1、 加強法律規定的可操作性

  “‘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入法僅僅是邁出了兒童權益保護的關鍵一步”,更重要的,應推動該原則從法條走向實踐,在堅持該原則成為兒童權利保護的根本原則的前提下,完善立法細節、建立配套措施以及加強全社會的實踐。

  3.1.1、 建立與離婚冷靜期相配套的未成年子女利益保護制度

  盡管夫妻雙方可自由決定婚姻狀態,但仍應理性處理未成年子女的撫養、監護問題。為滿足子女對家庭關愛的需求以充分保護其最大利益,父母應使子女隨其共同生活為宜;若實際情況表明不宜共同生活,如夫妻在冷靜期內分居,應通過協商對子女的撫養問題作妥當安排;協商不成的,應由有關部門提供干預服務,在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指導下,通過調解對子女的撫養問題作出最優化安排。

  3.1.2、 明確探望權的義務屬性

  將“最有利于離婚后未成年子女發展原則”作為確立父母行使探望權的根據。一方面,未成年子女應對探望權實現中的任何事項都享有獨立發表意見的權利,包括實現的方式、時間、地點等內容。另一方面,若父母一方不行使或者不合理行使探望權,后者如對子女負有直接撫養義務的父母一方阻礙另一方行使探視權,可規定適當的懲罰措施,如美國法即規定“因藐視法庭而遭受制裁,甚至被判罰金或監禁直至執行法院判決”。

  3.2、 提高國家干預的有效性

  目前,我國對兒童權利的保護多通過村居民委員會、民政部門、婦女聯合會實現,可設立專門的兒童權益保護機構,或者立足本土資源,將相關職能明確委托給村居民委員會、民政部門等,設立專職工作人員,專門處理有關兒童權利保護的相關事務,并賦予其法律地位。

  該專門機構或者專職工作人員一方面有利于有效發揮國家監護兜底作用。其具體職責可參照適用《未成年人保護法》第43條的規定,對監護人監護職責的履行情況“一對一進行直接監督”,在家庭監護與社會監護缺位時及時報告,以發揮國家監護兜底保障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在離婚程序中照顧未成年子女利益,專門機構或者專職工作人員應遵循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對父母開展離婚教育,確保父母離婚時認真處理兒童監護及責任分擔問題;若父母離婚時忽略對子女利益的安排,應配置相應的支持、幫助、干預機制以確保監護責任的落實,“也可通過相應的家庭教育培訓等服務幫助一方父母重新恢復責任擔當”。

  4、 結語

  在《兒童權利公約》的指引下,“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已成為世界各國兒童權利保護的立法主流。在此趨勢下,我國以立法確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實為顯著進步。為切實保護兒童權利,進一步落實該原則,提高國家干預的效果,不僅要完善立法、建立配套措施,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會形成“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共識,將兒童權利保護落實到家庭和社會的各個方面。

  參考文獻

  [1]譚芳,桂芳芳,從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入法談兒童權益保護的困境與出路[A].《上海法學研究》集刊(2020年第9卷總第33卷)一民法 典婚姻家庭婦女權益保護文集[C].上海:上海市法學會,2020:6.

  [2]謝芳完善我國未成年人監護監督制度的原則及路徑[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 2021,40(01): 126-132.

  《我國兒童權利保護制度的發展與完善》來源:《現代商貿工業》,作者:張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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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我國兒童權利保護制度的發展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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